人權及轉型正義教育：從政府機關到校園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｜林佳範副教授(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專任委員)

你「轉型」了嗎？

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（簡稱「促轉會」）於2022年5月31日交出任務總結報告後即結束。依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（簡稱《促轉條例》）第11條之1及第11條之2，轉型正義的工作即改由行政院及其所屬的相關任務機關執行，其中即包括「轉型正義教育」事項。2023年7月15日解嚴紀念日，行政院正式核定《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（2023年至2026年）》。而依此《綱領》之實施對象，分為「各級學校」、「一般公務人員」、「特定專業人員（如司法人員、軍人、警察、情報人員等）」與「社會大眾」四大推動範疇。依照《綱領》的規劃，轉型正義教育的對象基本上是全國上下所有人皆被涵蓋，為何如此？對被害者或社會而言，唯有犯罪者接受國家的處罰，「正義」才獲得「伸張」。可是，若此「犯罪者」不僅是「單獨的個人」，而是過去的「威權統治者」，事情就複雜了。因為在相同的社會中，你我或是周遭的親朋好友，作為社會的一員，共同、直接或間接、主動或被動，皆參與或受制於威權統治的政治體制中，「正義伸張」的意涵，就不僅是「直接被害人」的政治受難者，更可能擴及於廣大的民眾。該威權統治的體制，也限制無數人民的自由，甚至透過威脅與規訓的機制，禁錮每個人的心靈，讓個人和社會進行自我審查而害怕、依附及服從威權。甚者，過去受制於政治威權的體制與教育，人民未必清楚認知民主體制與人權價值。而如此現象的具體實例，莫過於將「轉型正義」的工作誤會為「政治清算」，甚至以「撕裂族群」來反對討論轉型正義的議題。殊不知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，是不分族群的。

換言之，轉型正義的工作除了直接平復政治受難者所受到的侵害，其更重要的意涵在於確認人權的價值與鞏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使如此的侵害或錯誤永遠不再發生。因此，轉型正義教育本身就是人權教育。透過威權統治下的政治受難者個案，我們要能認識威權統治的體制如何運作，如此的運作又是如何偏離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，甚者，如此的運作是如何違反人權、民主與法治的價值，即為轉型正義教育的重要內涵。

簡言之，轉型正義教育的核心，在於反省威權統治並認識與認同人權價值，且是從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到學校的教育人員和學生，和每個人皆有關。每個人皆能體認政治體制的「轉型」，也皆可把握機會善用政治檔案、不義遺址、威權象徵、平復司法或行政不法的決定書、政治創傷療癒的個案等資料，進行轉型正義教育。最重要的是，「轉型」可以從自我反省開始：我是否仍受制於威權統治的影響？為何我不敢碰觸威權統治時期的人、事、物？為何我不敢勇於表達政治的意見或立場？為何我害怕關心公共的事物？這些省思，就是進行轉型正義教育的第一步，也是朝向人權教育所強調的「增能賦權」目標的開始。

以下將特別針對政府機關和校園，兩者如何進行轉型正義教育，進一步引用具體實例介紹之。

政府機關的教育：反省威權統治與避免公權力的濫用

轉型正義教育的形式可以很多元，如透過不義遺址的參訪，進而反省威權統治的歷史。例如，2023年7月15日，蔡英文總統視察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「原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——前促轉會審定之不義遺址」，一方面紀念解除戒嚴，另一方面聽取不義遺址政策及法制作業說明。

總統說：「許多民主前輩，包括創辦《自由中國》的雷震、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黃信介、姚嘉文、張俊宏，立法委員蘇治芬的父親——蘇東啟，以及在現場的張則周前輩，都曾經被關押在這裡。這個地方嚴重超收人犯，環境惡劣，許許多多民主前輩在這裡身心都遭受極大的考驗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們仍然堅持信念，不向威權低頭，令人敬佩。」

這次參訪的地點可以和兩個部會連結——過去作為國防部的軍人監獄，而現今是法務部矯正署的新店戒治所。雖然主責的機關有所不同，但兩者皆為限制人民人身自由的地方，皆涉及公權力的行使，剛好是聯合國《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二階段（2010－2014）行動計畫》所鎖定的對象之一：「公務員、執法人員、軍人」。因此，依照聯合國《方案》所建議的人權教育模式，課程的內容應為「與受訓者背景相關並具實用性的內容」，且「培訓素材應圍繞與學員日常生活直接相關的人權標準」。此兩部會皆有涉及監所管理的部分，而在反省威權統治的同時，亦可認識相關的國際人權標準。其更建議具體的受訓內容，包括：為受刑人和被拘留者提供的設施；受刑人的身心健康（包括愛滋病毒／愛滋病）；青少年、婦女、身心障礙者、還押犯等特殊受刑人和被拘留者的處遇；監獄紀錄；監獄的行政、紀律和申訴程序；使用武力；懲罰和救濟程序；正當程序和投訴；與外界的接觸（包括家人、法律諮詢和醫事人員）；信仰和參與宗教儀式自由；監獄勞動（如工作條件、薪酬）；教育和娛樂。

透過參訪不義遺址，可以反省過去威權統治的歷史。此外，透過國際人權標準的認識，更可使公務員的公權力行使具體連結與落實人權價值，與此同時完成轉型正義與人權教育。

校園的教育：反省威權統治與避免意識形態灌輸

其實，在過去的威權統治下，校園是被嚴密監控的地方，也有很多的校長、老師、學生等成為政治受難者。此外，教育體制本身也是實施政治意識形態掌控所在。因此，校園的轉型正義教育，更應著重於「去意識形態化」。除反省威權統治與確認人權的價值以外，也須保障校園的思想與表現自由，其目的在於引導學生的自我實現，而非富國強兵與鞏固領導中心；校園的治理，更應強調民主的參與，特別是肯認學生的參與，來達成「增能賦權」的人權教育。

由於過去威權時代特別著重校園的掌控，因此校園仍殘存著過去意識形態控制的遺跡。例如，很多的校園建築物或校名本身，甚至至今仍保留下來的紀念人像、以及標語等等，都可以看到曾經威權的象徵。惟隨著時代的久遠，有些老舊與損壞的部分被更換掉，有些則仍留存著。雖然未被彰顯其過往的規訓功能，但更動或移除之，仍會觸動社群中某些人的歷史情懷或政治認同。

其實，這些對威權象徵的處置，正可以成為轉型正義教育的契機與素材。處置的方式不必然是移除之，該重點是「反省」威權統治。如過去人權侵害的發生地，可以保存為歷史遺跡，也藉此處置機會來釐清歷史的真相，引導社群共同對話。特別是讓學生來參與，透過處置的行動計畫，認識這些離他們很遠的過去，甚至挖掘與當地有關的政治受難者故事。如此的參與對學生而言，「過去」就不再只是歷史。共同討論合適的處置方式，才能找到與「現在」的連結，進而認識與認同人權的價值，而不會淪為「政治清算」或「意識形態灌輸」的政治紛爭。

你「正義」了嗎？

社會中不公義事件的發生，其實對社群中的每個人都有影響。如政治哲學家漢娜．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在報導納粹戰犯阿道夫．艾希曼（Adolf Eichmann）的審判時所指出的「平庸之惡」。納粹屠殺猶太人如此重大的「惡」，除黨國的機器運作外，其實與當時德國的每個人皆有關。每個人都直接或間接、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或受制於如此的威權政治體制中，每個人皆需要面對「邪惡」挑戰其良心。

即便促轉會結束，但臺灣的轉型正義工作並未終止，而是才剛進入另一階段。威權統治的反省涉及每個人，該如何避免如此的錯誤再發生，取決於每個人如何省思威權統治。面對威權統治的人權侵害，如同漢娜．鄂蘭所指出的「邪惡」，考驗著每個人：你「正義」了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