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課堂困境到 SoTL：我的一趟教學實踐研究行動旅程

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｜倪周華副教授(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政策起草人）

這一切要從 2017 年的一頓飯說起。那年在一家小餐館，高教司的小智庫們聊著如何讓教學的價值在大學被看見，陳東升教授對我說：「做一個比照國科會的教學研究計畫吧。」一句話，催生了如今嘉惠三千多位教師的政策。而它真正想回答的，其實是我自己站上講台多年來最熟悉的三個難題：我知道學生不投入，卻不知道怎麼讓它變成研究；我導入了新教法，感覺有進步，卻說不清楚進步在哪裡；我想申請計畫，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。

我先領悟到的是：動機提升，不等於學習深化。 翻轉教室導入後，我的課堂討論確實熱絡了，參與度也上來了。然而我很快發現一個落差：學生「願意討論」，卻仍停留在意見表達——論點缺乏推演、概念界定不清、理論與案例的連結薄弱。這讓我做出核心診斷：動機提升，不等於學習深化。於是我逼自己轉念，把困境從「少子化」「學生素質下降」這類外部歸因，拉回「我的任務設計、我的評量方式、我的課堂互動結構」等我真正能改變的變因。這一步，是我整趟旅程的起點。

於是我設計了「雙 PBL」：先點火，再精煉。 PBL-1（問題導向）以真實核心問題引發探究，解決動機不足；PBL-2（專題導向）以可產出的成果迫使知識整合，解決深化不足。我再搭配 5E 架構——投入、探索、說明、闡述、評量——讓每週任務都有明確位置。在我一門 18 週的國際關係課程裡，成果以數字說話：學習興趣顯著提升者達 75%，教學評量達 4.73（全校均值 4.51）。但我也如實記下限制：108 課綱學生的自主學習質量、城鄉學習態度的極化、新世代的職涯茫然，都是我無法迴避的挑戰。對我而言，失敗不是終點，而是下一個計畫的起點。

接著我處理更深的困境：讓「學了不會用」的焦慮變得可以治理。 面對學生問我「學了國際關係，找工作能幹嘛」，我把 PBL 的重心從「問題解決」前推到「問題發掘與界定」，並選擇資訊不完備、立場衝突、必須產出協議的談判課作為研究場域。學習評量四面向的前後測皆達統計顯著，其中表達能力與資料收集的效果量（Cohen's d）分別達 0.92 與 0.83，屬大效果。但最讓我動容的，不是分數，而是焦慮的轉型：介入之後，學生從「我不知道學了能幹嘛」那種模糊的不確定，轉為「我怕我表現不夠好」這種已有方向、可以努力的績效焦慮——在我看來，這正是一種更成熟的職涯準備。

如果你也想跨出第一步，我想告訴你：你做得到。 請先破除迷思：教學實踐研究不是教學改進計畫，它需要研究問題、假設與科學驗證；而它最歡迎的，正是「小而美」——一門課、一個問題、一個可驗證的假設。以 12 月送件為例，五個月就夠：八月觀察問題、九月閱讀文獻、十月參加工作坊、十一月寫草案並讓同儕回饋、十二月送出。送出才有機會；即使沒過，審查意見就是你下一次最好的設計素材。我也提醒，計畫書有四個關鍵環節：問題意識（最重要的三百字）、研究方法（行動研究適合初次申請，準實驗能報告效果量）、評量工具（讓「進步」化為數字），以及三角驗證——量化、行為與質性三方收斂，單一數字才不孤單。

走過這一趟，我想把三句話留給你：把困境拉回可操作的變因；失敗也是數據，誠實呈現限制才是真正的學術；螺旋式前進，讓每一輪循環都帶著你和學生往前走一步。各位不妨拿出一張紙，寫下這學期最讓你頭痛的一件事。那個「好像可以改，卻不確定從哪裡開始」的現象——相信我，那就是你研究問題的胚胎。